我留下我的第一个病人的病历表：他是28岁的男性，名叫麦克，根据挂号记录，他正苦于严重的焦虑。
我带领他从候诊室经过走廊到办公室时，非常兴奋，渴望着赶快开始这份我选择的工作。进入办公室时，他犹豫地环顾四周，好像疑惑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有一瞬间，我以为他打算转身离开。但当我指指椅子时，他接受我的暗示坐下，无精打采地深陷椅子里，连脖子都没有露出来，脑袋好像直接长在肩膀上。尽管是温暖的春天，他却穿着本中的夹克，拉链全拉上直到下巴，两手塞在口袋中，好像被粘住了。
我已经读过很多书，上了许多课，但这些都没让我准备好面对这一刻，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和另一个人坐在治疗室，心中想着：“天啊！就是这样，某个人的生活握在我手上。”我在培训时学会必须等待病人开始说话，治疗师从病人如何开头、选择谈什么话题，就可以了解许多事情。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当病人在对面一动也不动地坐着，只有眼睛轻微地动一动时，我该怎么办。我在椅子里不舒服地扭动身躯，无法保持镇静，当房间里的静默沉重到无法承受时，我脆弱的信心也逐渐消逝。我知道这是有意义的，我知道我应该等待，但沉默令人感到某种隐隐约约的威胁，每一分钟都很难熬，最后，我终于问题为什么来看诊。他耸耸肩，但不说话。我尝试另一种策略，请他谈谈自己。
他的目光闪烁，声音非常微弱，我必须倾身向前才听得到。他谈到自己正在读大学，有份兼职的工作，但刚被开除。
“你想要谈谈这件事吗？”我问他。
他说老板是个“混蛋”，“他总想抓我的小辫子，终于找到某个该死的借口开除我，这个他妈的混蛋从一开始就想找我麻烦”，这时，他非常激动，但还没严重到需要按警铃。
我不确定该做什么反应，所以问他：“你在学校好吗？”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你为什么问我这件事？”
我吃了一惊，思考了一会儿。我过去被教导，遇到这种情形时，要反问对方为什么我的询问令他困扰。然而有某种东西告诉我不要这么做，我唯一的机会就是诚实回答他，所以我说：“因为你谈到两件事，你是学生，刚丢掉工作。工作的部分显然不怎么顺利，所以我想知道学校的部分。”
他看起来松了一口气，虽然还是紧张不安，但开始谈论学校生活。他显然是聪明的学生，虽然课业不是全班顶尖，但已经够好了。他说，有时候觉得学校很好，但有时候觉得不好。
我告诉自己，到目前为止，进行得还不错，我很高兴他似乎愿意开放自己。“你觉得不好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吗？”
他再度激动起来：“我怎么知道，都是因为他们啊。”
“谁？”
他再度陷入沉默，但这次没有瞪我，反倒像一只掉入陷阱的动物，双眼环顾四周，身体忽然紧张地挺直，好想要保护自己不受攻击。我心脏猛跳了几下，接着问：“你看起来很苦恼，愿意谈一谈吗？”
“为什么要谈？”他咆哮着说，“你也不会相信我的，没有人相信他们跟在我后面，但我知道他们在，只是在等待机会。”
我鼓励他：“试试看我会不会相信。”
但那时的他已经心不在焉，完全听不到我的话，陷入自己的思绪中。他不停地叫骂，很快变得语无伦次，我束手无策，思绪无用地跳跃。这个家伙真的疯了，不然你以为怎么样，难道你只看神志正常的人吗？不管这些了，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还没来得及想出下一步该怎么做，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把短刀，在他坐的椅子把手上猛刺，口中大叫：“那些他妈的杂种，我保证一定会带到他们。”
我吓得不敢说话，不敢动，也不敢乖乖坐着。也许只过了几秒，但我觉得似乎过了好几个世纪，忽然想起紧急按钮，于是伸手按下按钮，两位男士立刻冲进来，抓住麦克。
我事后听说他被诊断为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这种诊断表示以后很难恢复持久的正常功能），送进病房，接受治疗。那表示他会住院服药，知道不再有明显的症状，然后出院。出院以后的变化也可以预期，一旦少了医院的监护，他很可能停止服用使他稳定的药物，因为觉得药物使他像僵尸一样（和精力充沛的妄想状态比起来），然后没多久就再度进入住院、出院的循环。
门诊的混乱平息后，我被叫去见督导。他是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听我详细报告会谈过程后，斥责我不该破坏规矩，没等病人说话就发问，他说：“这是技术错误，很可能对治疗过程造成严重的后果，我希望你洗去了这个教训。”
技术错误？这话令我寒心。建筑是计算梁柱承载力量的错误，给电脑错误指令造成可怕、无可挽回的错误，这些才是技术错误。当我亲眼目睹一个聪明、外观正常的年轻人陷入失控的妄想，因而想攻击我时，却说是技术错误，实在是太荒谬了。当我需要的时候，去哪里找个好老师，可以帮我了解治疗室发生了什么事？我需要经验丰富的老师，，不，不只是经验，还要有智慧，足以了解麦克的妄想背后潜藏的恐惧，他还要对初出茅庐的治疗师有足够的同理心，能了解我感觉到的焦虑、迷茫和可怕的无力感。
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单位不曾忘记自己离开督导办公事时，觉得多么无助。没错，他是个非常死板的人，他的反应比后来的其他几位督导更为极端，但不是只有他把心理治疗当成一门科学，非常强调技巧，好像治疗的成败完全在于精确的诠释、巧妙的介入和适时的沉默。
介入确实有其用处，是治疗工作必备的工具，只有熟悉关系艺术的治疗师才能发挥其用处。我当时就已了解治疗关系不同于其他工具，由于治疗关系的性质特殊，并会引发强烈的情绪，所以需要一些规则约束双方的行为。但即使在当时，我也了解制定僵化的行为准则会使良好的意图变成严酷的官方命令，这种规范完全违反建立关系的原则。不论在心理治疗还是在生活中，关系的建立都在于舒适地知道自己被了解，并信任这种了解不会对我们不利。虽然我已是成熟的大人，对人际关系的世界有许多经验（我在中年才改变生涯，成为治疗师），我仍然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努力推开课堂上和书本中的老师，才找到我觉得真诚的工作方式，实践合理的规则（例如，永远不跨越亲密和性关系之间的界限），丢弃不合理的规则（永远不触碰病人或禁止接受拥抱）。我甚至花了更久的时间，才敢说出治疗室的大门关起来后，只有我和病人时，我到底做了什么。
不是只有我才有这种经验，任何细心、爱思考的治疗师都有许多打破“规则”的故事，却一直不敢说出来，治疗文化深藏了许多这种理论和实务的冲突，各地的精神分析中心有许多分析师在培训时威胁学生，若有任何偏差，一定会被开除，但这些老师却常常在隐秘的治疗室里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他们教的虽然是一套，却知道如果要想治疗有效，就必须在治疗的相会中，努力地让有意义的关系能在两人之间浮现（这两个人其实都是以自己的方式努力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不过，病人通常都比治疗师更开放）。
我不是指双方站长对等的立场，治疗师确实为病人提供了一些专业知识，一些看问题和分析问题的好方法，治疗师接受的训练当然有帮助，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生活的参与者，藉由亲身体验深入了解病人面临的各种问题。正是这种从经验产生的知识，才具备了成功治疗的必要条件：同理心的反应。
自从我今日这个领域，状况已有许多改变，但改变还不够普遍、不够充分。虽然出现一些重要的理论紧进展，但实务仍原地踏步。例如，我写这本书时，以为著名的精神分析师接受《纽约时报》访谈（2002年2月5日），谈到电影和心理治疗，他抱怨电影剧情扭曲治疗过程，给人刻板的印象，让病人产生不恰当的期待。他举了一个实例说明，有位病人看到电影中治疗师拥抱自杀的病人，于是也要求拥抱：“电影里的人真的得到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知道你能不能抱我。”
医师解释：“那是电影，这里是治疗，我们需要的是谈话。”
病人回答：“我知道那是电影，可是拥抱很有用。”
我读这篇文章时，不禁纳闷，是谁在扭曲？是谁的期待不适当？为什么在那个时刻，谈话和拥抱是互相排斥的呢？
我不是主张治疗师要不分青红皂白地把病人拥入怀中，而是强调要将心比心。那位病人真的幼稚到被电影的一幕场景影响吗？还是她对电影情节产生共鸣，唤起自然的渴望，希望某个对她内在生活非常重要的人能与她连接、相关呢？
心理学需要从纵横交错的各种力量中，得到固定的规则，这些力量关系到心理治疗的本质和必要的训练。一个学生不论在准备期上了多少课程，参加了多少病历研讨会，最终还是要在实践中才能成为治疗师，所以，真正的训练发生在活生生的病人身上，这些那男女女的治疗师通常年轻、缺少经验，可能和病人一样没有自信，难怪负责的专业人士把新手送到治疗室面对苦恼的案主时，一定会先给一些指导方针，说明大门关起来之后可能会发生神马事。可是，如果治疗的艺术重于科学，任何外来的指示都无法克服现实：艺术需要时间和经验（包括心理治疗相会的经验和生活经验），才能发展到极致。
我并不是想把心理治疗变成无法训练的神秘活动，我强调的重点在于仅仅坚持科学训练的教导会造成最大的错误和最糟糕的伤害，一般公布的行为准则不但无法促进有效的治疗关系，甚至会抑制关系的形成。
（节选自《女心理师与病人的故事》，有删改）
